斯多亚派哲学家认为所有人在道德上的平等是理性的要求

  柏拉图曾断言,灵魂的不同部分彼此争斗会导致灵魂的冲突。斯多亚派哲学家则认为只存在一种唯一的灵魂能力,即起主导作用的理性。而凡是与理性不相符的事物,就是缺陷,一种相对于理性程序的偏离。

  不能控制自身欲望、渴求与恐惧的人,如同在不自律中违反交通规则。愤怒、性瘾、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享乐、贪图财富、追名逐利、幸灾乐祸、自我满足、欺骗、犹豫、恐慌、羞愧、迷乱、迷信、惊恐、惊慌、虚荣、同情、悲戚、烦恼、生气、痛苦以及厌恶,都会落在这一交通肇事者头上。斯多亚派哲学家描绘的理想图景,不仅骇人地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是极其冷酷的。17世纪的法国人帕斯卡尔写道:斯多亚派哲学家只知人之伟大,却不知人之苦难。

  很难相信,斯多亚派中有哪怕一位哲学家如此坚持斯多亚式理想,即真的毫无同情心地生活。总会有一位或其他斯多亚派哲学家清楚意识到,斯多亚式的贤者不是现实,而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典范。谁能真正控制全部冲动,熄灭所有激情并且纯然自足地、坚定地生活?自然本能与道德要求随着斯多亚派的发展,他们的理想贤者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也越来越入世。斯多亚派哲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哲学在实践中遭遇了巨大的应用困难。

  于是问题暴露出来了:人们的自然道德动机与斯多亚派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理想并不相容。也即是说,人们从本性出发,相较于陌生人会更看重自己人。拯救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十个陌生人的生命,在这个选择面前,谁都会选择自己的孩子。我们认为自己人的道德价值比陌生人高,这是人类的本性。自1960年代以来,对这一生物上的亲近之爱的研究甚至形成了理论:“总体适应”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们认为在生物学上离他近的人比基因上距离远的人更重要,这不仅归因于人心,也归因于基因。

  然而,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破裂等等现象表明,这种理论在人类生活中并不总是绝对准确。不论是否取决于基因,比起陌生人,我们更关注被我们视为自己人的亲友。就这点而言,从根本上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这一崇高要求,并不符合,而是悖逆于我们的本性。然而,斯多亚派哲学家却认为,所有人在道德上的平等是理性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人人平等虽然背离我们的感觉,但却(以理想的方式)符合我们理性的洞见。这一内在矛盾是今天每一种理智的道德思考的出发点。事实上,这一出发点源于斯多亚派。

  在平等理想方面,斯多亚派哲学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坚定。芝诺关于国家的著述在彻底性方面使柏拉图都黯然失色。也许这其中含有不少他导师克拉底斯的观点,克拉底斯曾设想过一种由平和又知足的人构成的、没有权力中心的国家形态。芝诺批判当时流行的教育课程,并认为神庙没有价值。他也反对货币经济:“人们既不应该为了贸易也不应该为了远行而将货币储蓄视为必需。”在关于女人的社会角色方面,他号召权利平等并以近乎毛主义的方式,要求规定同样的着装:“最终他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穿同样的服装,不可以完全遮住身体。”

  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芝诺的国家不是由三个彼此隔绝的不同阶级构成的等级制国家。据普鲁塔克说,芝诺设想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同体:“我们应当将所有人看作我们共同体的成员,看作同胞,并且遵循同一种生活方式和同一种秩序,像一群牲畜那样一起吃草,并按照同样的规定被饲养。”芝诺批判君主政治和政治机关。因为没有谈及任何针对既有政治传统的治理建议,而只是提到应该遵守的法规,他被许多人当作无政府主义,即没有统治者的统治形式的鼻祖。因此芝诺必然也会谴责奴隶制,然而我们并不知晓他的相关论断。

  他精神上的追随者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变得愈加保守,但却令人遗憾地与奴隶制相安无事,并以斯多亚式的自在包容着它……据不光彩的传闻,芝诺接受同类相食与,在这一点上,克吕西普与他观点一致,并且还有理有据。他的论据甚至能让今天最无畏的社会生物学家都感到恐惧。他说,如果在动物世界中存在同类相食的现象(比如猫科或者鳄鱼目),那么同类相食便是一项自然属性。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动物懂得禁忌。

  既然显然是动物天性,为什么在人这里就应该是错的呢?虽然芝诺和克吕西普没有为同类相食和摇旗呐喊。但他们对此也没有进行任何反驳——尽管人们不难看出,没有人愿意成为这种伦理和风俗的牺牲品。而同类相食和也与斯多亚派哲学家所捍卫的“人性”相悖。后期斯多亚派哲学家显然不再认可这一伦理上的阴暗点,并且可能对此羞于启齿。他们虽然像爱比克泰德那样呼吁人们成为“世界公民”,但他们避免以权利平等和人民解放的诉求对抗当权者。所以,后期斯多亚派哲人跻身上层统治阶层并进入皇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知什么时候,大概在公元前250年,希腊世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人能预料到这场地震的巨大后果。事情发生在一个八十年前仍是荒漠,但现在经过空前绝后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的地方——亚历山大里亚!我们可以把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与纽约相比较,但亚历山大里亚则远远不适合这种比较。在埃及战役中,这座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市像棋盘一样被安置在海角。计划要建立的,至少是一座大都市,在最短的时间内,这里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其中有很多来自地中海东部贫瘠的沙漠地带的犹太移民。与希腊人、色雷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以及所有新的城邦居民一样,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大约公元前25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居民开始着手将希伯来圣经《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语,这可能是在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二世的委托下进行的。至少有很多资料表明了这一点,而且统治者对于犹太人感兴趣也并不奇怪。亚历山大为埃及战役招募了许多犹太移民当兵。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关系是不错的。

  在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上,犹太人都是托勒密的好臣民,他们给予国王应属于国王的东西;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与此完全相反,他们饱受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塞琉古的欺凌。根据传说,72位犹太学者将摩西的五卷书在亚历山大里亚翻译成希腊文。四舍五入就是70位译者,这就产生了“七十子译本”的名称,这一名称很快就成了希腊语版《摩西五经》的专有名称,尽管与历史上的72位译者并不相符。圣经的翻译初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意义很大的事情。

  这个生活在相当不重要的地区的游牧民族,被腓尼基人与其他海洋民族隔绝,他们的宗教传承有什么特别的呢?一个从没拥有过正当领地的民族,顶多只拥有一些战争胜利者如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后来人们把他们塑造成国王的形象,尽管历史学家未能找到任何关于他们的线索。此外,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只是在迅猛发展的城市中诸多信仰共同体中的一个罢了。然而,七十子译本只是一场文化震动的开端,这场文化震动在下一个世纪空前绝后地席卷了整个西方与东方文化:亚伯拉罕宗教的胜利之师!它从黑暗中产生。

  但很多人都说,它的星星之火源于埃及。大概是通过名为“阿肯那顿”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一神教进入文化史中——对于唯一神的存在与全能的信仰!这种引入规规矩矩的一神教的尝试并没有成功,但是一神教的纲领已经在世界之中了。可以设想,来自埃及的移民将这种新的宗教观念带到了近东与中东——这是摩西与希伯来人出埃及记的故事的一种可能的历史原型。显而易见,移民在地中海东部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建立了一神教的思想,播撒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的种子,这种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信仰流派。

  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导致犹太人迁出埃及,但他们在托勒密时代迁入埃及的事情在世界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摩西五经》在亚历山大里亚被翻译,当然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光芒四射的希腊世界中,我们要提及的却是一种无足轻重的闪米特人的信仰。希腊奥林匹斯古老的多神论继续在民间信仰中流传,并很快与埃及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为知识分子提供意义的希腊哲学此刻已有三百多年的传统。这一切都处于成长阶段,并仍将持续存在很长时间。然而,最终亚伯拉罕启示宗教将变得难以抵挡。

  犹太宗教及其私生子——基督教和教如海啸般席卷了整个西方文化与近东、中东地区的文化。希腊人在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外衣下的逻各斯宗教已无法再坚守下去。就如基督徒将从古希腊和罗马的神庙中开掘建造教堂的石块一样,古代哲学提供了精神基石,赋予基督教和的信仰以稳定与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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