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圣城的宗教纠葛与家族兴衰

  西蒙蒙蒂菲奥里扎实的研究功底,栩栩如生的讲述能力,使得无论是学者还是门外汉,都将这本书视若珍宝。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年度选书,基辛格视若珍宝的经典巨作。读《耶路撒冷三千年》,了解真实的耶路撒冷,就会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的去处,是惑人的阴谋、虚构的网络传说和二十四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

  西蒙蒙蒂菲奥里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以客观、中立的角度,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三千年瑰丽历史,还原真实的耶路撒冷……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曾获得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图书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以及奥地利克莱斯基(布鲁诺克赖斯基奖(英语:Bruno Kreisky Award)是由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布鲁诺克赖斯基在1976年10月自己65岁生日的时候建立的奖项,该奖为人权奖,奖给那些为世界各国争取人权的个人或组织)政治文学奖等众多大奖。

  《新闻周刊》评论蒙蒂菲奥里说,他能将庞大的历史书籍写成极为好看的惊悚作品;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历史变得浅显易懂;他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郑州大学副校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从事犹太—以色列及中东问题研究,出版《以色列史》《犹太文化》等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90余篇。

  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现为河南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犹太—以色列史研究。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它同时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教基本教义派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兴趣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是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个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的,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国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实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特别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当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Saladin)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由于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所以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而那些被玷污的、被合成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的武器,因此,就现在而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尘世间人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着自然演进的因素在里面:随着时光的流变,它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这些启示录中提出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将这一切视为过时的繁文缛节,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都是非常流行的。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的永恒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以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作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玛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而且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赛义德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与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了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一样如此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所继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这种普遍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大卫家族、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玛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突发事件描述和狭隘叙事,但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个土层的沙石都能找到对应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肤浅的表现——耶路撒冷作为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相对晚近的。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献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那些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遥远地方的人们——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思维模式的窗户,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

  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品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上的木质配件。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喜欢让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他们会以吞下钱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掌控后能收回这些钱财,结果是“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一样”,而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的话,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恶臭的财宝,所以士兵们开始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而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些开肠剖肚的掠夺行为,结果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开始后,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他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所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然后开始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是消遣娱乐。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使他们精神错乱,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他们“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之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凡挡道者皆被他们杀死。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已经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如今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从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繁荣的大都市,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规模巨大的艺术品。耶路撒冷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座城墙众多、高塔林立、横跨两座大山、夹在贫瘠的犹地亚峭壁中间的城市,从未像它在公元1世纪那样人口众多且令人敬畏。事实上,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才再次恢复昔日的显著地位。这要归功于杰出而疯狂的犹地亚国王大希律,他的宫殿和堡垒的修建规模是如此巨大,它们的装饰是如此奢华,以至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它们“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圣殿本身使其他所有地方的神圣荣耀都黯然失色。当旭日初升时,闪闪发光的宫殿和镀金的大门反射出炽烈的光辉,使那些强迫自己注视它的人被迫移开视线。当陌生人——如提图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第一次看到圣殿时,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虔诚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座城中之城的宫殿中心,在摩利亚山山顶,有一个极为神圣的小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此处就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之所”,上帝的住所。

  希律王的圣殿是一个神龛,它也是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的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受四帝统治之年罗马实力减弱的鼓舞,加之还有耶路撒冷险峻的地势、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迷宫似的圣殿作为辅助,犹太人迎战提图斯时信心十足。毕竟,他们已经与罗马对抗了将近五年。但提图斯拥有权力、野心、资源,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天赋。他开始凭借一贯的效率和强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圣殿西墙旁边的地道里发现的弩炮,可能是提图斯发射的,这验证了罗马轰炸火力之猛烈。犹太人不顾生死地守卫着每一寸土地,而提图斯拥有完备的攻城器械、投石器和罗马工程学的创造发明,他仅用十五天时间便攻下了第一道城墙,然后,率领一千名军团士兵进入耶路撒冷迷宫般的集市,并进攻第二道城墙,但犹太人突围出去并重夺此地。城墙不得不再次经受袭击。接下来,提图斯试图凭借检阅军队——胸甲、头盔、利剑、飘扬的旗帜、闪光的鹰旗、“盛装打扮的战马”,达到威慑耶路撒冷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城垛上观看这场阅兵,他们羡慕罗马人美丽的盔甲和有序的队伍,但犹太人仍不屈服,或许是因为不敢违抗领袖的命令:绝不投降。

  最后,提图斯决定修建一座城墙,将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6月下旬,罗马人对圣殿上面庞大笨重的安东尼亚要塞发起进攻,然后将它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座塔作提图斯的指挥部。

  时至仲夏,泡状和锯齿状的山上冒出成片的十字架,上面挂着沾满蝇蛆的尸体,耶路撒冷城内则被末日临近的恐惧感、奋战到底的狂热情绪、古怪的施虐心理和灼人的饥饿折磨。手持武器的匪徒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孩子们夺走父亲手里的少许食物;母亲们偷走自己婴儿的小片珍馐。房门紧锁意味着里面藏有食物,战士们破门而入,用木棍直捣受害者的直肠,迫使他们说出谷物的藏匿处。如果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像“受骗”了一样,变得更加“野蛮凶残”。即使作战人员自己还有食物,他们也会出于习惯去屠杀和折磨人,“以随时保持疯狂的状态”。耶路撒冷因猎巫行动而四分五裂,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叛徒和囤积者。约瑟夫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反思说:“自创世以来,没有哪座城市曾容许发生这样的不幸,没有哪个时代曾养育出比这更邪恶的一代人。”

  年轻人在街上游荡,他们“就像影子一样,全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一旦不幸降临,便会立刻倒地身亡”。有些人在埋葬亲人时去世,其他人在一息尚存时被草率地活埋,饥荒吞噬着整户人家。耶路撒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眼睛里却流不出泪水,嘴巴也喊不出声音”。深重的沉默和死寂的夜晚笼罩着这座城市——而那些逝去之人在临死的时候“双眼还紧紧地盯着圣殿”。街上堆满了尸体,很快,人们便不再顾及犹太律法,不再在这个庞大的藏尸所埋葬死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腐烂。造反者仍在抗争。

  提图斯不是胆怯的罗马士兵,在人生的第一次战斗中,他就用十字弓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那时他感到非常恐惧,非常吃惊:他只能向上帝低吟这一切并非他造成的。作为“人类的宠儿和开心果”,提图斯以慷慨大方著称。当他抽不出时间给战友送礼物时,他会说“亲爱的朋友,我这一天白过了”。他身体强健,性格率直,脸庞圆润,嘴唇丰满,下巴还有沟痕。事实证明,提图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新皇帝韦斯巴芗备受宠爱的儿子:他们未经认证的王朝的前景要仰仗提图斯犹太叛军的胜利。

  提图斯的随从里有许多犹太叛徒,其中包括三个耶路撒冷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王,似乎还有一个和皇帝上过床的双料王后。那位历史学家是提图斯的顾问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犹太叛军的一名指挥官,已经投靠罗马人,他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那位国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一个正宗的罗马犹太人,他在皇帝克劳狄的宫中长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曾是犹太圣殿的监管人,这个圣殿由他的曾祖父大希律建造,他经常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居住,尽管他统治着横跨今以色列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不同地区的领土。

  国王的身边几乎总有他的姐姐贝勒妮斯相伴。贝勒妮斯是一个犹太国王之女,通过联姻两次为后,最近又成了提图斯的情妇。她的罗马敌人后来斥责她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当时她已年近四十,但约瑟夫斯却说,“此时正值她风姿最佳,容貌最美的时候”。叛乱开始时,她和她的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的敌人说他们两个有关系),二人最后一次诉诸理智,试图镇住叛乱者。现在,这三个犹太人无助地看着这座著名的城市经受死亡前的痛苦——贝勒妮斯是在毁灭者的床上观看这一幕的。

  囚犯和逃兵带来耶路撒冷城内的消息,这消息特别令约瑟夫斯感到沮丧,因为他的父母都被困在城里。就连作战人员也开始断粮,于是他们打起了尸体的主意,在死人身上搜寻黄金、食物碎屑,甚至种子。这些人“像疯狗一样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他们开始吃牛粪、皮革、腰带、鞋子和硬邦邦的干草。一个名叫玛利亚的有钱女人,在丢了所有的钱和食物之后变得疯狂无比,以至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将其做成烤肉,她吃了一半,准备将剩下的一半留着以后吃。食物的香味在整座城市弥散。造反者顺着香味找到这里,闯进她家,但是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看到孩子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时,也禁不住“颤抖着跑了出去”。

  犹太人的钱币上这样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疑神疑鬼和偏执统治着圣城耶路撒冷。胡言乱语的骗子和说教的大师时常出现在大街上,向人们许诺拯救和解脱。约瑟夫斯观察说:“耶路撒冷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因为缺乏食物,现在开始吃自己的肉。”

  阿布月8号那天晚上,当提图斯躺下休息时,他的军队正遵照他的命令扑灭由银器熔化引发的大火,但是叛乱者却袭击了正在灭火的罗马军团。罗马人成功反击,把犹太人逼进犹太圣殿里。一个被“神圣愤怒”控制住的军团士兵抓住一些正在燃烧的材料,在另一个士兵的托举下点着“一扇镀金窗户”的窗帘和边框,这些东西与圣殿周围的房间相连。到第二天早上,大火蔓延到神圣的中心。犹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圣之所,他们“大声呼喊,跑去救火”,但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把自己困在内殿中,默默地看着大火将至圣之所吞没。

  就在不远处的安东尼亚要塞的废墟里,睡梦中的提图斯被惊醒,他跳起来,“直奔至圣之所救火”。他的随从,包括约瑟夫斯,可能还有国王亚基帕和贝勒妮斯尾随而来,而他们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罗马士兵——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这是一场疯狂的战斗。约瑟夫斯称提图斯再次下令熄灭大火,但这位罗马人的合作伙伴完全有理由为他的庇护人开脱。然而,每个人都在呼喊,大火正在迅速蔓延,罗马士兵知道,根据战争法则,这座如此顽强抵抗过的城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洗劫。

  他们假装没有听到提图斯的命令,甚至呼喊同伴把更多的火把扔进去。罗马士兵太冲动了,以至于许多人在嗜血的杀戮狂潮和对黄金的争夺中被踩死或烧死。而罗马人劫掠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东方的金价很快下跌。虽然不能救火,但对最后胜利的前景深感宽慰的提图斯穿过燃烧的圣殿,直到至圣之所。那个地方即使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去一次。自公元前63年罗马军人政客庞培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外族人玷污过它的圣洁纯净。但是提图斯朝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的东西远比想象的高级”,约瑟夫斯写道,事实上,“不比我们自己吹嘘的差”。于是,他命令百夫长鞭打纵火的士兵,但是“他们已经抢红了眼”。当大火将至圣之所包围时,提图斯被他的助手拉到安全处,“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放火了”。

  战斗在耀眼的火焰中打响。饿得头晕目眩的耶路撒冷人迷茫、哀伤地穿过燃烧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平民和造反者聚集在圣坛的台阶上,等着战斗到最后或者只是无望地死去。所有人都被兴奋的罗马人割喉,仿佛这是一场大规模人祭,直到“祭坛周围堆满尸体”,鲜血顺着台阶流下去。共有一万名犹太人在燃烧的圣殿中死去。

  烈焰滔天,夹杂着倒地的受害者的声,山丘之高加上燃烧范围之广使人们误认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火海。接着是喧闹声,想象不出比这更震耳欲聋、更令人恐惧的声音了。有罗马军团呐喊着向前冲的战斗口号,有被大火和刀剑包围的反叛者的咆哮声,有惊慌失措只想奔逃却再次落入敌手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惊呼尖叫声,这些声音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哀悼恸哭混在一起。外约旦和周围的山峦弹射着回声,从而使喧嚣更甚。你或许会想圣殿山已经从它的根基处开始沸腾了,因为到处都是火焰一团。

  耶路撒冷的两座大山之一摩利亚山,曾经是大卫王存放约柜,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地方,此刻这里是火海一片,热浪冲天,里面的地面被尸体覆盖,而罗马士兵正踩着犹太人的尸体走向胜利。祭司们展开了反击,一些人自愿葬身火海。现在,狂暴的罗马人看到内殿被毁后,开始抢夺金子和器具,并在他们放火烧了其他建筑物之前移出他们掠夺的赃物。

  随着圣殿内院被毁,黎明来临,活着的叛军冲破罗马人的防线,进入迷宫似的外院,一些人逃进城内。罗马人出动骑兵进行反击,他们清理了叛乱者,然后烧毁圣殿的藏宝间,这里装满了金银财宝,这些财富出自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巴比伦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给圣殿交纳的税款。他们发现六千名妇女、儿童挤在那里期待末日来临——之前有个假先知宣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等到“救赎的奇迹信号”。罗马军队要做的只是将过道点着,并将这些人全部活活烧死。

  罗马人把他们的鹰带到圣山上,向他们的神献祭,并推举提图斯为他们的皇帝——最高统帅。此时,祭司们仍躲在至圣之所附近。有两个祭司跳进火里,一个祭司成功救出圣殿珍宝——大祭司的长袍、两只黄金烛台以及圣所每天焚烧的成堆的香料和肉桂。当剩下的祭司投降时,提图斯将他们处死,理由是“祭司应该和他们的圣殿共存亡”。

  耶路撒冷曾经是——现在仍然是—— 一座满是地道的城市。现在,造反者消失到地下,但仍控制着希律城堡和西边的上城。提图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征服耶路撒冷剩余地区。当耶路撒冷陷落时,罗马人和他们的叙利亚、希腊辅助部队“冲向大街小巷,手握长剑;他们见人就杀,还烧毁房屋,在房子里避难的人也全部被烧死。夜晚的时候,杀戮停止,大火成为街道的主宰”。

  提图斯和两个犹太军阀隔桥谈判,这座桥架在圣殿和城市之间的溪谷上面。提图斯提出,如果犹太人投降的话就饶他们不死,但他们仍然拒绝投降。于是,提图斯下令洗劫并烧毁下城,事实上,城里的每间屋子都堆满了尸体。当耶路撒冷军阀撤到希律王宫和希律城堡时,提图斯修建土墙对其进行破坏。8月中旬,犹太历以禄月7号,罗马人开始袭击犹太人的防御工事。造反者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吉沙拉的约翰(John Gishala)向罗马人投降(他保住了性命,尽管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另一个首领西蒙本乔拉(Simon ben Giora),身着白色长袍从圣殿底下的地道中走出来,在罗马庆祝胜利时,他在提图斯的凯旋中担任主角。

  在蓄意屠杀和之后的有序破坏下,一个世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瞬间凝结在时间里。罗马人杀死了老弱病残;在被火烧毁的房子的门阶上发现的一块女人手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惊慌和恐怖;犹太区的宅邸灰烬述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境况。在通往圣殿的巨大楼梯下面有一条街道,在街道旁边的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两百枚铜币,这或许是在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居民秘密藏起来的。很快,就连罗马人都厌倦了杀戮,他们将耶路撒冷人赶到在圣殿的女院搭建起来的集中营中进行筛选:起义者被杀死;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到埃及的煤矿做工;年轻英俊的人则被卖作奴隶,或者被挑走送到竞技场上与狮子搏斗,抑或在凯旋仪式中作为展览品供人观看。

  约瑟夫斯在圣殿的庭院中搜寻可怜的囚犯,他在里面找到他的兄弟和五十个朋友,提图斯允许他把他们带走。他的父母可能已经死了。他注意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如刀割,将这一情况告诉提图斯”,提图斯下令将这些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并找医生医治,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提图斯决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将耶路撒冷摧毁,约瑟夫斯将这一决定归咎到造反者身上:“叛乱摧毁了这座城市,罗马人消灭了叛乱。”圣殿是大希律最令人敬畏的丰碑,拆毁它将是对工程学的一个挑战。皇家柱廊的巨大方石倒塌后压在新建的人行道上,将近两千年后,人们在巨大的岩石堆里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形状和倒塌时一样,只是被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瓦砾碎片所掩埋。碎石残骸被倒进紧挨圣殿山的山谷里,这个位于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山谷逐渐被碎石填满,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圣殿山的承重墙,包括今天的西墙却被保留了下来。从希律的圣殿和希律的耶路撒冷城中掉落的石头,遍布耶路撒冷,并被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和建筑者——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从十字军到奥斯曼人,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耶路撒冷,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在数字问题上总是粗心大意。塔西佗说,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有六十万人,而约瑟夫斯则声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而所有这些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

  接下来,提图斯开始了他恐怖的凯旋之旅。他的情妇贝勒妮斯和她的国王弟弟在他们的首府凯撒利亚腓立比,即今天的戈兰高地招待他。在那里,他观看成千上万的犹太囚犯互相打斗或者与野兽搏斗,直到死亡。几天后,他看到另外两千五百人在凯撒利亚海滨的角斗场被杀,在提图斯返回罗马庆祝他的胜利之前,更多的人在贝鲁特以玩乐的方式被杀。

  罗马军团“将城市剩余部分彻底摧毁,还推倒了它的城墙”。提图斯只留下希律城堡的几座塔作为“他好运的丰碑”。第十军团把指挥部设在希律的高塔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约瑟夫斯写道,“它原是人类世界最壮丽、最具盛名的城市。”

  五个世纪之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在那次破坏后五十年间,圣殿被重建,犹太人也返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公元70年的这次毁坏过后,圣殿再没有被重建——尽管中间有几段短暂的插曲,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不会再统治耶路撒冷。但这场灾难的灰烬里不仅孕育着近代犹太教的种子,还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和教的神圣性。

  根据后来拉比犹太教的传说,在围城早期,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Yohanan ben Zakkai)让门徒把他放进棺材里抬出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借此暗喻新犹太教的建立不再以圣殿的献祭仪式为基础。

  仍旧居住在犹地亚和加利利乡间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罗马和波斯帝国大的社团中的犹太人,都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自此以后,犹太人更加敬畏这座城市,《圣经》和口传律法也相应地代替了圣殿,但据说上帝在上天之前曾在橄榄山等了三年半,以目睹圣殿是否会重建。这次破坏对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耶路撒冷的小基督教社团在耶稣的堂兄弟西蒙的领导下,在罗马人围城之前从这个城市逃了出去。纵然罗马世界生活着许多非犹太基督徒,这部分耶路撒冷人仍保留在圣殿边祈祷的犹太教派传统。而今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宠:耶稣的追随者彻底脱离母教,声称自己是犹太遗产的正当继承人。基督徒设想的是一个新的、天国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实中那个支离破碎的犹太城市。最早的几部福音书可能是在城市被毁后书写的,其中详述了耶稣是如何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你们将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还有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下”。被毁的圣所和犹太人的没落是新启示的有力证据。7世纪20年代,当创立新宗教时,他首先接受了犹太传统:面朝耶路撒冷祈祷并尊崇犹太先知,因为对他来说,圣殿被毁也证明上帝收回了他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给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的决定帮忙把这座城市塑造成了其他两个圣书之民尊奉的神圣的模板,基督教和教信徒的圣地。从一开始,耶路撒冷的神圣就不仅仅是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随着少数人的决定不断提升。

  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比提图斯早了一千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向阿克萨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激进分子建立了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区的隧道。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寺——麦尔旺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世界的岩石圆顶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世界至爱阿克萨寺和岩石圆顶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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